“敌寇”扫荡被痛击溃败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
当王致虞和程有才在敌占区闹得风生水起时，日伪军也开始对根据地实行每月一次大扫荡、每半月一次小扫荡。大扫荡能够远达根据地腹心地带长沟，小扫荡也会到达青阳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为了彻底瘫痪抗日根据地，竟丧心病狂地动用了了被国际战争公约禁止的细菌武器。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正在组织根据地军民重建家园的王致虞，得到情报，日伪军又要开始每月一次的大“扫荡”了。在询问了敌人进攻兵力、武器、路线和日伪军比例后，王致虞将珍藏的野猪肉拿出来给情报员下酒。在闲谈中，情报员说了一件趣闻：入秋后鬼子通过各村的伪保长让每户上交蚊子20只、蝇子40只、老鼠5只，完成任务后多交的，每10只蚊子或苍蝇奖一毛，定额之外另交一只老鼠则奖两毛。尽管早就听说鬼子扫荡过后，根据地村中常发现死老鼠，有的老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有的竟被群众用脚踩死，街谈巷议咸引以为怪，不过当时王致虞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鬼子在扫荡中将被杀死的群众的尸体投入水井中并投放，群众只能从小溪中取水，喝了溪水也有群众高烧不退进而死亡的，当时王致虞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十月初一，鬼子再次大规模“扫荡”时，竟然破天荒地出动了鹁鸽村飞机场的六架飞机，还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根据地群众还以为上天显灵，给百姓赐下度灾荒的粮食，于是，满山遍野都是寻找“天粮”的群众，当时王致虞虽大惑不解但也隐隐觉得不安但百思不得要领。几天之后，日伪军撤走，拾到粮食和棉絮的百姓开始出现死亡，有的一家就接二连三地死了七八口，这才引起恐慌上报了抗日县政府。王致虞赶紧带领后方医院的医生前去查看，在查看了诸多死者的尸体后，医生得出结论，他们死于霍乱，而病原体应该就是空投下来的粮食和得病的老鼠等。王致虞才懊恼地明白鬼子太没有人性了！亡羊补牢，抗日县政府赶紧下发通知，让拾到粮食与棉絮等物的群众赶紧将之焚烧，并动员后方医院的医生们到各村开展防疫工作。但是灾难很快就发生了，根据地相继爆发并流行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疥疮、脓疮疹、炭疽等传染病。传染病来势汹汹，根据地所有村子几乎无一幸免，有的村子几乎人人患病，每个村子都有大批群众病死，灭门绝户者亦有之。当年冬天，整个根据地病死近千人，受了轻伤的，在石邑县有着崇高影响的高佐也不幸染病去世。
这样残忍的杀戮方法真是旷古绝今！
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为了刺探根据地传染病造成的危害，十一月日军又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扫荡，看到到处都是新起的坟头，为避免被传染，早早地收兵退出根据地。返回鹁鸽村后，日军宪兵队又派汉奸像过去扫荡时的那样，将带有数以等传染病的老鼠带入根据地。这时，根据地群众已经有了警觉，当得知这些为虎作伥的汉奸又来祸害后，红了眼的群众将他们五花大绑，挖坑活埋。而有的汉奸也知道瘟疫的厉害又害怕被有了警觉的群众抓住后当替罪羊，索性一过封锁线就躲在山沟里，临返回时将老鼠丢弃。就这样，传染病也流行到了正给鬼子加固封锁线的劳工身上，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根本不予治疗，而是将患病的六十余名劳工活埋，其惨无人道令人发指！为了避免传染病蔓延到“占领区”，鬼子增强了第三道封锁线的守备，凡是试图越过封锁线的根据地群众一律予以射杀。就这样，当年关来临时，除了武装工作队和商人秘密的偷渡点以外，石邑县东西两部分几乎完全隔绝。从东到西越过封锁线到了根据地，没有保人的就被抗日县政府被公审杀掉；从西到东越过封锁线到了敌占区，没有保人的就被日伪军杀掉，这样杀来杀去，封锁线两边的人员来往也基本断绝。
细菌战后的传染病大爆发，使得根据地元气大伤，根据地真正的“严冬”到来了，粮食、食盐、药品等物资严重短缺，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坚韧的革命意志苦苦支撑。亲人的惨遭横死，猝然离去使整个根据地笼罩上了浓重的愁云，也更，专署拨发了赈款和粮食，县政府派区村干部到山西背小米，然后挨家挨户送到群众手中；县政府带头将脱产干部的口粮减为每天四两，早晚各二两；县政府大办募捐，还动员大户人家慷慨解囊，资助乡亲；县政府动员三个寺院的僧尼们举办粥厂，舍稀粥救民。李家老族长李世荣还参阅古方制成了“救灾不饥丸”，也就是将大豆、芝麻、红糖、大枣等研末制成丸子，如核桃大，吃一丸可保一日不饥。王家老族长王明堂则发明花生饼，就是连花生的外壳一起粉碎出油以后再加红枣炒面，经晾晒制成坚硬的饼状，成为县独立营在敌后游击时的“军粮”。
民国三十一年的春节到了，与往年一进腊月就开始过年不同，这一年谁都没有心思过大年。中华民族传承的最重要的节日文化－－－－春节文化就这样被日军活活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