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霸王起兵江东，纵横南北，百战百胜，五载而奄有天下。及其垓下被围，留侯一曲吹散八千子弟，虽时势使然，未尝不得益于心理战也。攻心为上，世代名将，无不用焉，诚良法也。
黎明时分，王致虞代表抗日县政府喊话，要求刘玉亭率队投降，但喊话不时被冷枪打断。愤报中转站站长，冀南票发行的中转站站长。但他不知道的是整个抗日期间，作为中央与各根据地备用的秘密通道的一个站点，胡元朗曾护送过包括二号首长在内的近百名高级干部往来，也曾护送过山东上交给中央的大批黄金。三是建立前方工作委员会，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完成征粮、锄奸、宣传等项工作，这项工作交给了原巡警局局长，现县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佐负责。十余人的小分队在高佐的带领下，越山涉河，穿梭于石邑县南、北、东三个区，炸炮楼、除铁杆令日寇闻风丧胆，“高主任训话”让伪职人员心惊胆战，救济贫苦则让敌占区民众精神大振。
一切工作就绪以后，王致虞的主要工作则放在政权的建设上。“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乡一邑同样如此，须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才能算无遗策，如果轻狂大意，鲜有不动辄得咎者，故天下大务必得于细。所以，汉萧何以县吏之卑足可以胜任相国政务之繁剧。处理政务的要点在于公廉，这就是清人张聪贤所谓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三制”的实行是“公”的体现，公器而不私用则是“廉”的表现。王致虞领导下的石邑县抗日县政府规定，县长和县参议长每月薪俸为5元，县参议员每月薪俸为4元，县政府各科室脱产干部每月薪俸1—3元。这与国民党的县长刘玉亭每月薪俸为180元，县政府工作人员每月薪俸为50—100元相比更能服众，群众生活再苦也没有怨言，就是曾在国民党县政府就职的人员也心服口服，心情舒畅。尽管月俸和过去无法相比，但谁让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呢。为了保廉，县政府出台了《石邑县惩治贪污受贿暂行条例》:(一)贪污受贿数目在5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受贿数目在30元以上5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受贿数目在10元以上3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受贿数目在1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同时,应追交其贪污受贿所得之财物,无法追交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石邑县政府的工作受到太行区行署的重视，华北人民政府杨秀峰主席亲自派人前来考察，总结的经验材料在《华北日报》上发表，随后《解放日报》在头版进行了转载，编者按指出：石邑县的建政经验主要有四点：一是建立议行并列的政权体制，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二是实行“三三制”，建立了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的政权；三是严惩贪污腐败，建设了作风良好的廉洁政权；四是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把政府建成了“帮忙政府”。编者按最后强调指出：石邑县的经验很好！望各抗日根据地参照执行！《解放日报》王致虞是不能及时见到的，直到建国前夕，他奉调到中央财经小组时，才知道了加了编者按的石邑县经验材料是他进京任职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