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玉簪记》、《红梅记》、《娇红记》这三部都属爱情剧，都不同程度受到临川派的影响。
先给大家说一下高廉的《玉簪记》吧，这部剧的剧情写的是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恋爱故事。
妙常本是一大家闺秀，俗名陈娇莲，他与潘必正的婚姻是由父母指腹为婚。
只因靖康之难时，她与母亲在流离中失散，于是进入金陵女贞观成了一名女道士。
南宋书生潘必正科考落第，羞归故里，来女贞观探望做观主的姑母，与妙常不期而遇。
二人经茶叙、琴挑、偷诗等一番曲折，私自结合，事后被观主发觉，潘必正被逼再赴科考，妙常急忙雇舟追赶恋人，两人在江上互赠玉簪和鸳鸯扇坠儿，以此作为永不变心的信物。
后来不出所料，潘必正考中得官，与陈妙常结为夫妻。
当然了，《玉簪记》中的潘、陈二人早由父母指腹为婚的情节，虽多少为作品蒙上了合于“礼”的外衣，但它的内核，实际还是反映青年男女冲破礼教束缚和宗教禁欲而自由结合的过程。
本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正视青年男女的感情要求，乃至肯定**的健康态度；二是剧情单纯，刻画人物笔墨细腻，曲词朴素而优美。
特别是把妙常对于爱情的热烈向往和畏怯害羞的心理表现得十分生动，造成饶有风趣的喜剧色彩，深为中外观众喜闻乐见，至今仍盛演不衰。
此外就是周朝俊的《红梅记》了，本剧取材于《剪灯新话-绿衣人传》，写南宋奸相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一次游西湖，无意间赞美了一位游湖少年裴舜卿，便被贾似道杀害。
贾似道又要霸占少女卢昭容为妾时，裴舜卿挺身而出，仗义阻止，被贾似道囚禁府内。
这时，当初被害的李慧娘鬼魂，在府内见到被囚的裴舜卿，一面主动热烈地与之欢会，一面设法掩护裴远走高飞。
当然，最后还是一样的套路，那就是裴舜卿考中探花，与少女卢昭容晚婚。
不过还是要说明一下，那就是《红梅记》显然是由两条爱情线索交织而成，一条是李慧娘对裴舜卿的生死之爱，另一条是裴舜卿与卢昭容的婚恋经历。
剧作将爱情故事注入了鲜明的政治内容，有力揭露了权奸贾似道的荒淫本性和残暴罪行。
仅仅就是因为侍妾李慧娘对游湖美少年的“一念痴情，十分流盼”，贾似道便大施淫威，杀一儆百，挥剑斩了慧娘，还把美人头放在金盒内，让众姬妾逐一观览，杀鸡给猴儿看。
而贾似道却没想到，执著的李慧娘“一身虽死，此情不泯”，其不散的阴魂，不仅继续大胆追求意中人，而且还当面怒斥贾似道无耻。
总之，这部剧既歌颂了爱情，又揭露了权奸，爱情政治互为表里。
现代京剧《李慧娘》就是据此改编而成。
最后就是孟称舜的《娇红记》了，并且孟称舜是受汤显祖影响最深、创作成就也最大的明末剧作家。
他的传奇剧《娇红记》，根据宋梅洞的同名小说、刘东生的同名杂剧改编而成。
剧中写小姐王娇娘、书生申纯的恋爱悲剧。王娇娘是宋朝眉州王通判的女儿，与申纯是表兄妹。
申纯在母舅家做客，与表妹娇娘产生感情，私定终身。
不想娇娘侍女飞红发觉，心生嫉妒，把书生小姐这番私情告知了王母，于是在家长干涉下，申纯被打发回家。
后来申纯科考高中，准备正式迎娶王娇娘。
不料，镇守西川的帅节镇为儿子强求娇娘，娇娘誓死不从，以致绝食而死。
申纯得知消息，也立即悬梁自尽。王家见这两人如此坚贞、痴情，只好把女儿灵柩和申纯合葬。
后来这两人的魂灵，又在坟头化为一对儿鸳鸯，朝夕相伴。
所以，本剧的全称是《节义鸳鸯塚娇红记》。
显而易见，《娇红记》生动塑造了一对青年男女倾心相爱、誓同生死的感人形象，肯定了他们无视门第、不畏压力、矢志不渝得坚贞爱情和抗争精神。
剧中王娇娘美丽动人，知书达理，对当时的青年男女“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深感惋惜。
她对自己婚姻很有主见，不慕富贵，不慕才华，只希望遇见一位“同心子，死共穴，生同室，便做连枝共塚，共塚我也心欢悦。”
为此，当初申纯虽无功名，只因“同心”自己便以身相许，即使帅节镇那样的豪家富室，她也表示不屑一顾。
王娇娘所追求的这种爱情，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现代情爱色彩。
王娇娘的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觉醒，表现了她们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民主要求。
剧中男主人公申纯，不仅文才出众，而且又义重如山。他表示“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把知己之爱看得远远重于科举功名。
他坚贞执著，以致竟能殉情自缢，以死明志。
这也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日益觉醒。
艺术上，剧末男女合塚同葬的情节安排，坟墓出现比翼鸳鸯的浪漫奇想，无疑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大有《同窗记》梁祝化蝶、成双捉对、起舞翻飞的场面和情味。
另外，剧作语言雅丽，风格未完，色彩缤纷，美不胜收。
不过不管怎么说，不管这些人如何出色，汤显祖还是明传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也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戏剧大师。
像是日本曲学家青木正儿指出：“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14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
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也与汤显祖的生平经历有关，因为他一生历经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而这三个时代正是朝廷**、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明代中晚期。
他虽出身于四代读书习文之家，21岁中举，却直到34岁才考中进士。
原因是他曾先后两次拒绝为当时首辅张居正的两个儿子作陪考，致使自己的进士科考一再受挫，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如愿。
又因不肯巴结权贵张四维和申时行等人，不能官居要津，只在留都南京作了掌管礼乐祭祀的太常寺博士。
虽身居闲职，却关心时政，因向皇帝上《论辅臣科臣疏》，引起神宗和申时行等的愤怒，被贬广东徐文县任小吏，两年后改任浙江遂昌知县。
后因爱女、娇儿、大弟先后夭折，毅然辞官，绝意仕途，隐居临川玉茗堂，从事戏剧创作。
基于这些经历，于是汤显祖先后创作的传奇有五种：《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后四种合称“临川四梦”。
并且汤显祖的思想复杂，儒、释、道兼有，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代表王艮的三传弟子，辞官后又曾与王学左派后期代表李贽在临川相会，深受其个市民意识的积极影响。
另外，名振东南的佛学大师达观，还是汤显祖的挚友，两人有多年的神交，当年汤显祖中举后，曾在南昌云峰寺题过两首禅诗，深得达观赏识，20年后见汤显祖，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还曾赐给汤显祖“寸虚”的佛号。
后来达观以禅宗学说批程朱理学，被捕入狱，死在狱中；李贽学说因被统治者视为“异端”，也被捕，后来在狱中自杀。
汤显祖辞官归隐也受了祖传家风的影响，他祖父40岁后就隐居乡村，并劝慰儿孙弃官学道；祖母对佛经诵读不倦；启蒙老师徐良傅也景仰蓬莱仙境，业师罗汝芳也深通神佛吐纳之旨，这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汤显祖的人生信仰。
事态徘徊在儒、释、道之间，更加洞彻事理，从容构建他的“至情论”。
这是受王学左派影响，他堂先祖大胆提出一个“情”字，以与宋明之“理”对抗。
他的“至情”论主要内容有三：
第一，从宏观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他认为“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解元西厢记题词》）。
第二，从程度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
汤显祖在该剧《题词》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生死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
第三，从途径看，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
《临川四梦》的前两戏，是标举真情、至情的可歌可泣；后两戏是揭露矫情、无情的可鄙可憎，他的创作都围绕一个“情”字。
并且汤显祖“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王思任《牡丹亭序》）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说：“《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可见其重要地位。
至于《牡丹亭》的题材渊源及剧情题材渊源的话，怎么说呢，这在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说：“传杜太守事，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微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
剧情大概是这样子的，第一出是《汉宫春》词：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
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睢阳。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
而杜丽娘则是《牡丹亭》的女主人公，在剧中她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追求个的女性叛逆者形象。
像是苦于幽闺，乐于梦境，因为杜丽娘本是一位才貌端妍、聪慧过人的官宦千金，《四书》能逐一记诵，摹卫夫人书法几可乱真。
同时作为父母掌上明珠般的独生女，她非常孝顺；作为女学生，她对塾师陈最良十分尊敬。
但就在这位娇小姐身上，同时也表现出她对美、对爱、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和追求。
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朱门深宅，除了父亲与塾师再也见不到任何男性；因为无聊在绣房中午睡一会儿，就会被父母教训一顿；衣裙上绣了一枝花儿、一双鸟就被母亲视为邪思妄念；自家的后花园更是从来没有涉足过。
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越发引起她的苦闷与不满。“闺塾”一出，就是她青春觉醒的开端。
她对陈先生“依注解书”的授课方法深感不足，认为《诗经-关雎》篇不一定是歌咏后妃之德，而是对自由相亲的鸟儿、浪漫结对的君子与淑女的礼赞。
于是在这古老恋歌的启发下，在丫环春香的引导下，她背着父母，游览了后花园，并由此燃起了热爱自然、珍惜青春、追求爱情的强烈火焰。
由此以致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大胆的白日梦，梦中与一青年书生千种风情、万般缱绻、恣一时之欢，实现了现实中绝对不能实现的心愿。
这里，杜丽娘对“情”的追求显然是以“欲”为基础，是“欲”——“情”，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追求张生是“情”——“欲”截然不同。
要知道杜丽娘并不是先爱上了柳梦梅再去梦中幽会，而首先是难耐青春寂寞，由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与柳的梦中合欢，由此孕育了生死不忘之情。
这也正是剧作家汤显祖所主张的包括爱之欲在内的“情”，本来，要知道在严格的封建礼教中，青年男女自由产生的相慕之情就不被传统观念容忍，至于“情”之后更深一层的爱之“欲”，特别是女性之欲，连提起来都是“淫-鄙-无-耻”。
可在汤显祖在剧中却大加张扬，它其中所蕴含的人精神，无疑地要比一般歌颂爱情来得更加强烈，更具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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