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仅看清朝官员的俸禄，其收入水平确实不高，以一品文官为例，一年的俸银只有180两，折合人民币多少呢？
白银的价格不是恒定不变的，以清中期为例，一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00元，这样算来一品文官的俸禄也只有区区36000元，还不如一个二线城市的职场小白领。
即便以清晚期为例（随着白银的流失，银价上涨），一两白银约300元，一品文官的收入也只有54000元，仍处于较低水平。
如果你据此认为清朝官员都是贫困户，大错特错了！
抛却非法收入不提，清朝官员除了基本俸禄收入，还有禄米，一品官员的禄米为180斛，清朝1斛米约200斤，那么清朝一品文官一年的禄米则有36000斤，以一斤米2元计算，其禄米价值也高达72000元。
加上俸银的36000——54000元，清朝一品文官的这两项收入为108000元——126000元。
这个收入，是不是还算可观？当然，一品文官是人臣的巅峰，一年十多万收入相对普通人而言算高，但在精英阶层则明显偏低。
因此，有鉴于此，到了雍正时期，看到明朝正是因为官员的工资太低，才造成了地方官吏贪污**的现象，引发了各种营私舞弊、吏治败坏的局面。
算是清朝很有作为的雍正皇帝，立即推行了一项政策，才总算延缓了一下这种局面，这项政策就是推行养廉银。
所谓养廉银，顾名思义，就是想起到高薪养廉的作用，也就是从国库中拨出一部分用于官员的私人生活和衙门公务开支的银两。
更确切地说，就是把官员养起来，以保证其在丰衣足食后廉洁奉公，不再贪污受贿，鱼肉百姓。
要知道之前的计算，都没有将养廉银算入其中，而事实上，养廉银才是清朝官员收入的最大头。
都说水至清无鱼，雍正对此看得非常透彻，知道若不为手底下的官员另辟财源，光凭职业操守，仍然是很难保证他们廉洁奉公的。
个人觉得雍正这一招还算做得很绝，断了大多数人做官为发财的念头，让他们拿在明处，拿的光荣，不再苛索百姓，无需偷摸摸贪污**。
雍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也是要他们具有合乎自己的身份地位的合法经济收入，从而杜绝贪污的现空。
像是同样以一品文官为例，其养廉银高达16000两，折合成人民币，约在320万元——480万元之间。
而一省总督的话，奉银不过180两，可是“养廉银”多达15000两，有些甚至达30000两。
原州县官吏的薪体仅为45两左右，后通过养廉银加薪高达4000两至6000两之间。
到雍正十二年(1734)，地方逐步将养廉银的发放规范化，各级官吏所得的养廉银数量，已超出了正式薪俸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另外，由于养廉银是按地丁税的一定比例征收的，而地丁银基本上固定不变，养廉银因此也就被相对固定了下来。
以此类推，官员的养廉银和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也要依照实际需要来确定，这就等于是把地方政府的办公费在成为规定的意义上固定下来了。
如河南每年实征钱粮为340多万两，按提取1计算，能从中提取34万两。
这部分银两提出后，再按官职品级分给各官吏作办公费。如：隶属知州300两，大州县240两，中州县200两，小州县180两，巡检80……
因此，雍正的这一决策，就使地方政府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标准，这对国家的财政收支必然会起到一种平衡作用。
曾有后人指出：养廉银自督抚至杂职，皆有定额。
较之前代，清朝雍正推行的养廉银起到了使地方经费明确化、预算化的作用，对地方行政的实施是一大进步。
也正是因为养廉银的存在，在清朝，即便是芝麻官县长，其收入也相当可观。
在清朝，一个七品的县官，工资收入也分三部分：俸银、禄米、养廉银，分别为：45两、40斛、1200两，折算成人民币在26万人民币以上，这是按一两白银折合人民币200元计算，如果按300元计算，则上38万以上。
这个工资收入，可以说是多得惊人，月薪高达两万以上。
要知道，如今县长工资收入，也不过五六千块，年收入一般不到八万。
要知道当时因为引进了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粮食的产量大增，价格已经很低了，所以清代的物价水平远低于如今。
当时一户百姓家庭如果能年入几十两白银，就是非常殷实的人家了，官员的巨额收入对他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所以在清朝的消费水平下，官员仅凭基本俸禄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像是乾隆年间，1石大米约等于1两银子，而北京四间瓦房的四合院约合70两银子，官员们以这个收入水平，注意过得很滋润。
可是依旧有许多官员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追求鲜衣怒马、妻妾成群的奢华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做官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那位李慈铭郎中，他住着豪宅、养着姬妾、雇着佣人，可是从他的日记中反映出，他家一年的基本生活用度不过200多两。
然而他的实际花费却超过2000两，可见他把大量钱财都用于其他奢靡享乐了。
毕竟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了，已经够多了，就想要更多，乃至于全都要。
于是即便在养廉银出台之后，依旧地方官依旧冒出了许多灰色收入，例如规费。
在清朝的官场上，有规费这一说法，比如两江总督的“规费”就高达18万两，他的养廉银是18万两，足足是其十倍。
而且许多人研究表示，规费只要大概在一定范围之内，皇帝就不会追究。
因此，按照养廉银十倍计算，知府的规费大概在3万两左右。
此外还包括吃拿卡要，这就看官员们自己的本事了，比如下属巴结、卖官、下级送礼、富商孝敬、权钱交易，甚至直接豪取抢夺等。
本事大，每年搞几十万两都可能，本事小，也可能搞不到什么钱，但3万两应该不成问题，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并不是开玩笑。
甚至还有对救灾救难款项的雁过拔毛，加征地方税等，名目很多，只要知府会搞事，来钱很容易。
由此可见，清朝知府一年收入63210两白银，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如果清廉的话，会在吃拿卡要上非常自律，但肯定也会收一些，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两左右。
三年15万两，去除开销5万两，10万两捞回家，这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难怪清朝很多人都愿意花钱捐官的，这是因为做官就是一门生意。
………………
同时，还需要说明，在清朝，不仅官员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得到灰色收入，即使是没有正式官职的吏员，也就是衙门雇佣的临时工，也能利用职务之便捞到大笔好处，而且朝廷对此也保持默认态度。
比如雍正年间发生的一件事颇能反映当时的官场生态和官吏们的价值取向。
据李岳瑞所著的《春冰室野乘》记载，雍正六年元宵节，政府照例放假过节，官员们都回家团圆赏灯去了，只留一些“临时工”值宿。
到了晚上，那些“临时工”们也都跑到街上去看灯了，只有一位姓蓝的供事一人留守岗位，无聊之际，他便独酌解闷。
当夜，雍正帝微服私访至此，见蓝供事独守岗位，便询问其他人去哪儿了，蓝供事以为对方是巡查官员，就如实回答了。
雍正又问了些工作上的事，然后又问蓝供事为什么没有和同僚一起去游玩赏灯？
他回答说：“内阁是朝廷最重要的部门，不能一刻无人。倘若一时的疏忽而出了问题，那责任可就大了。”
雍正听了很欣慰，便与他对饮了几杯，还问他有什么要求。
当时蓝供事已经有点微醺了，于是便酒后吐真言，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小目标，他说：“将来当差期满，只希望朝廷能委派一个小小的官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雍正又问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小官，蓝供事说：“如果能外放到广东河泊所做个执事就再好不过了！”
“这是为什么呢？”雍正问。
蓝供事说：“因为河泊所靠近大海，熟话说靠海吃海，那里过往的船只多，在那里当官可以得到许多馈送。”
雍正略一沉吟，然后微笑着说：“如此，你就不怕贪赃枉法？”
蓝供事连忙正色说：“这个肯定不敢，顶多收一些渔获，值钱的东西是断断不敢收的！”
雍正听了哈哈一笑，与蓝供事又饮了几杯酒，就告辞离开了。
次日上朝，雍正皇帝问大臣们说：“广东河泊所有官缺吗？”。
大臣们满腹狐疑，因为广东河泊所是个征收渔税的机构，虽是个肥缺，但主官只是个九品职位，皇帝怎么会突然关注这个小衙门呢？
正当他们揣摩皇帝提问的意图时，吏部尚书回奏说那里有空缺。
雍正皇帝又说：“内阁蓝供事勤于公事，忠于职守，可以补授这个缺。”
得到意外任命的蓝供事正在万分错愕间，前来宣读任命的太监又向他传了一道皇帝的口谕。
“想吃鱼应该自己下河去捞，不得占渔民的便宜！”
这下蓝供事才恍然大悟，知晓原来昨天晚上与自己对饮的官员竟是当朝皇帝。
于是蓝供事一边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出格悖论，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来，又一边感恩于皇帝的恩德，百感交集之下，口莫能言，只是涕泪横流磕头谢恩。
通过这个小故事可以得知，雍正帝虽然以吏治严酷、铁腕反贪著称，可是他对官吏们的假公济私行为居然也如此容忍，着实出人意料。
可见即使冷酷刚硬如雍正帝，也深知当时官场的贪腐已呈常态，根本无法杜绝，为了朝政正常运转，便只能适度放任，任其自然了。
如果说，蓝供事只是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工作之余顺手谋点私利，那么晚清时的小吏就十分嚣张了，他们甚至敢利用自己掌握的环节勒索官员，甚至连封疆大吏也要让他们三分，比如李鸿章。
李鸿章作为晚清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就遭到过小吏的勒索，可他非但没有发作，反而还乖乖地认了，一句脾气不敢有。
据《李鸿章全集》记载，李鸿章担任淮军统帅时，每年的军费报销数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巨。
可是他去办理报销时，户部的承办书吏竟向他索要“部费”，理由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速办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三数年不得了事。”
李鸿章统军作战，军情火急，如果军费不到位，军饷不能发放，军械无法采购，如何能打仗，片刻都不能耽误的事又怎能等上几年？
误了军机，吃了败仗，他这位统帅可是要被朝廷处以军法的。
情急之下，李鸿章也只能放下身段与书吏们协商。
原本书吏要索取回扣一厘三毫，即报销一百两得一两三钱，以3000万两的报销额度计算，回扣是约40万两，合人民币4000万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想想就害怕。
于是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李鸿章最后只得认栽，虽然没有给40万两，但也给了足足8万两，同样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
一个小小的书吏，竟然敢在事关存亡的军国大事上勒索封疆大吏，如今想来当真是匪夷所思，可当时却真就发生了，你能说什么，可见那时官场**到何种程度。
在那种氛围下，真可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只要是个官想不发财都难，最终苦了百姓。
像海瑞那样弄得如此清贫，想来是拒绝了所有俸禄以外的灰色收入，而他又有一大家子要养；为了办公，他还要雇佣师爷和书手，这些钱都要从他自己的俸禄中出，如此一来，日子自然清苦，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中，除了他海刚峰，还有谁能如此自律呢？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的贪腐从未被真正杜绝。
不管是朱元璋的堵，还是雍正疏通，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眼里，认为朱元璋的堵，不如雍正的疏。
但实际上，两者的效果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例如雍正之后，大清的贪腐依然存在，甚至更严重，还流传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所以，严刑峻法未能吓阻官员们铤而走险，高薪养廉只是反衬了人性的欲壑难填。
要彻底改善官场风气，不能依靠人治和自律，必须健全和完善监管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官员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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