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以仁治国几乎是宋朝的国策，这也是由太祖制定的，因为太祖皇帝赵匡胤出身乱世，所以在登上皇位之后，他制定的许多国策，都是来源于他当年的经历，可以说真的是在为百姓考虑。
如他制定的国策中有两条，第一条是重文抑武，也就是尽量不要发动战争。
第二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上书言事人就是谏臣，这等于是给士大夫们发了一块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终宋朝一代，这条禁令都被执行得非常彻底，政见不合最多就是贬职，让他离自己远点，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所以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这都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前，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让得赵匡胤看明白了，战争虽然能带来土地，但是在战争中百姓却是最为痛苦的，战火让不少人流离失所，骨肉分离。
因此他重文抑武，稳定民心，让百姓能够安心生活。
特别是第二条不杀言官及士大夫，则是赵匡胤希望宋朝历代皇帝，能够广开纳谏之门，不要在宫中闭目塞听，忘记了忠言逆耳的道理。
可以说，这些国策，在后世的宋朝帝王手上，都有很好的继承，所以宋朝才能延绵三百二十年的国祚。
这一国策也不负众望，给文人积极参政议政创造了一种极为难得的宽松氛围和良好环境，亦保证了政治上的相对清明。
比如当苏东坡因为反对宋神宗的改革而几乎按罪当诛时，就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最后也只好强压下心头的怒火，主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
苏东坡也因这条祖训，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得好好烧烧香感谢感谢太祖皇帝。
也很简单，之所以立下这些国策，就是因为在赵匡胤的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才有了杯酒释兵权的典故。
他就是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尽管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职守，创造出了一种难得的宽松氛围和良好环境。
因此当时才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毕竟赵宋官家这样赞美读书人是因为秀才是不会造反的，而且就算是想造反也是造不成的，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而换做武人就不好说咯。
不光给读书人官职和名声，宋朝对文人的工资待遇也历朝罕见，各种工资补贴拿到手软，不用贪污都能买豪宅美妾。
包括百姓也一样，有许多的福利政策，老人，小孩，孤儿寡母，都有一定的补贴。
包括此时的仁宗皇帝，更是以仁德治国的典范，将太祖定下的国策完美的继承了下来。
在位期间虽然也与西夏有征战，与辽国有增币求和等纷争，但总体属于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有盛世景象，史称仁宗盛治。
历代对他的评价都及其之高，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
并将它与汉文景两位皇帝相比，而清朝的十全老人更是将他与李世民、康熙皇帝并列，成为其最敬重的三位帝王之一。
而关于仁宗皇帝的一生，民间有四句顺口溜广为流传：
狸猫太子何曾换，庆历新政不终全；克己纳谏尚勤俭，仁宗仁名天下传。
这四句几乎概括了赵祯一生的几个重点。
狸猫太子何曾换：
不必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脍炙人口，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说的是宋真宗晚年两位妃子同时怀孕，刘氏自己的孩子夭折，为了争夺后位，她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把李氏的儿子换了过来，于是刘氏成了皇后，李氏被打入冷宫。
后来这个孩子被立为太子，又在包拯的帮助下得知真相，与李氏母子相认。
这个故事出自古典小说《三侠五义》，真的是想象力丰富至极，能想出剥了皮的狸猫这么个经典道具。
不过这个故事也并非全都是杜撰，也有一定历史原型，比如李氏原是刘氏侍女，后被宠幸也封为嫔妃，生了儿子后刘氏要抚养，她也不敢不给。
直到仁宗继位后才知生母是李氏，那时候李氏已亡故，仁宗听说李氏是被迫害致死，于是开棺验尸，结果发现是盛装入殓，这才依旧孝敬“养母”。
庆历新政不终全：
说的是仁宗时候，国内土地兼并严重，官员、军队冗员极多，与名目繁多的冗费合成“三冗”。
于是宋仁宗用范仲淹等为相，负责变法，史称庆历新政。
只不过这个新政忙了一年多就失败了，而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也先后被排挤离朝。
只是庆历新政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基础。
克己纳谏尚勤俭：
说的是宋仁宗克己纳谏的故事非常多，比如吃饭吃到沙子，却不肯说，害怕下面人因此获罪；比如看到随从没准备水壶，就忍着口渴不说，害怕他们为此获罪。
纳谏的故事也多，比如朝臣建议裁减宫人，身边的太监不屑，他直接就把这些太监裁撤了。
又比如有人为他进献美女，朝臣建议他远离女色，他害怕日久生情，立即就将这些美女送走。
最出名的是他原本想为宠妃的娘家人升官，包拯力谏不允，唾沫星子都飞到他脸上了，他擦擦脸，无可奈何作罢。
仁宗仁名天下传：
乾隆将他与康熙皇帝、唐太宗并列，史书称其为帝王中第一“仁君”。
乃至于他驾崩的消息传到市井街头的时候，一些普通的老百姓都失声痛哭，赶着到皇宫外面为宋仁宗送别。
这是真的，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市民们全都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特别是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连“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竟然“奉其御容如祖宗”。
可见仁宗皇帝真的是仁义到了极点，包括到北宋灭亡的时候，进犯的金兵到处烧杀抢掠，甚至把北宋皇帝的坟墓都挖掘了一遍，但是唯独宋仁宗的坟墓完好无损，金兵无人敢动，就是因为他太过仁义了，仁义到连敌人都尊敬他。
这些也许有夸张成分，但史书从不为其他帝王做这样的描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仁宗之“仁”必是出类拔萃的，到了一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虽然他没有开疆破土决战于两军阵前的勇略，也没用厉兵秣马收复燕云的雄心。
而且也可能有些柔弱，不够决断，但作为守成之主，他能够克己、勤俭、纳谏，所用之人也以中上水平居多，特别是作为一个致力于百姓安居乐业的皇帝，恪守祖宗国策，仁德治国，仁宗称“仁”，当之无愧。
故此他的亲历其为，也才能保全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社稷，让国内百姓生活的大多安居乐业，免于刀兵战火，真的算得上是十分不错了。
这也是宋朝帝王帝王的高明之处，虽然他们很多都是艺术家，并不擅长于治国，贪图享乐，可是却能奉守祖宗国策，以此来治理国家，延绵国祚，不至于短命而亡。
虽然其他的朝代也有国策，但后代都并没有好好遵守，或者说，该遵守的没有遵守，不该遵守的却偏要死脑筋的遵守，才引发了朝代的灭亡，不得不说，令人唏嘘不已。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国策，还绞尽脑汁的专门写出了一部《皇明祖训》，用来约束后世子孙按照他的想法来治国。
可结果呢？
抱歉，并不如意，如果说宋朝的皇帝艺术家太多，那么明代的皇帝就是奇葩太多了，各有各的想法，祖训几乎成了摆设。
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朱元璋曾在皇宫内竖立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还特别定下了规矩“内宦不得识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朱元璋有感于汉、唐的宦官专权而制定的祖训。
可这套规矩在他死后也就建文朝坚持执行了四年，到燕王朱棣夺位后就基本被无视了。
因为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得到了包括南京皇宫中的里里外外众多太监们的支持，相当一部分太监在朱棣的上位过程中立有大功，比如七下西洋的郑和在靖难之役中就立有军功。
所以从朱棣朝开始，太监就有极大的权势了，可以出外监军，还出现了像郑和一样的掌握着数万水师纵横南洋。
也是在朱棣时期，出现了东厂这样的由太监掌管的特务机构，太监集团从此走向大明朝的政治舞台，太祖祖训几乎被无视。
当然，朱棣还算比较像朱元璋，精力旺盛，治国能力比较强，大事小事基本上都能自己解决，并没有如何重用太监。
可到了他的孙子明宣宗开始，就不行了，皇帝没那么猛，已经无法独立处理庞大的事务，除更多的依靠内阁处理政务外，还公然打破朱元璋制定的“内宦不得识字”的祖训，在皇宫中设立“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小太监数百人，让饱学的翰林院学士当这些小太监们的老师，教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对太监进行文化教育。
等这些小太监们学成后就可以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这就为太监干政埋下了隐患啊。
至此，因为有皇帝的大力培养，此后明朝的太监大多都通文墨，晓古今，文化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而明宣宗设立的“内书堂”也成为定制延续下来，直到明亡。
从此，朱家后代皇帝们为了不用事必躬亲，轻易的就敲碎了朱元璋严厉禁止的太监不得干政的祖训，自己定了一套更方便的规则。
太监集团得到了皇权的支持并走上政治舞台后，可随着朱家皇帝一个比一个怠政，太监们可谓是如鱼得水，他们掌握着帮助皇帝批奏折的权力，掌握着京城内御林军的统辖权，还掌握着高于锦衣卫的特务机构。
因此终明一朝，太监的权力和对皇帝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内阁辅臣，先后出现了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一批能影响到天下大势的权监，成为皇权的得力助手。
他们对于明朝政治局势的影响深入到方方面面，而且大多是太监都祸国殃民，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势滔天，堪比皇帝，折腾的明朝差点老早就嗝屁。
对此，如果老朱泉下有知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起的从棺材板里蹦出来，掐死这些不肖子孙。
而且，最奇葩的是，明朝皇帝对待太祖制定的祖训，真的很奇葩，是该遵守的不遵守，不该遵守的却偏要遵守。
比如折腾了明朝上百年的倭寇问题，就是朱元璋的祖训折腾出来的，因为朱元璋同志看不起商人，所以某一天突然脑袋一抽，严厉规定，从今以后‘片板不得下海’，由此明朝开始了长打两百年的闭关锁国，也就是海禁。
这么久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商人。
马克思同志更是说过，300的利润，已足以让商人们铤而走险，更何况是“利可十倍”。
像是与日本人的长期交往，让许多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们都见识到了彼此贸易所能带来的丰厚利润。
所以不少沿海豪户，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法不能止”。
这些走私贸易存在的本身，其实是对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抑商政策的一种拨乱反正。
可大明朝的这种由朱元璋制定的国策，本身是违反了人性，违反了社会的常态的。
而且与富户们的大规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叶的政治**，遍地贪官。
尤其是土地的兼并程度变得越来越严重，沿海许多苦于生计的贫民，因此也纷纷入海求生。
其中还包括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以及穷困潦倒的秀才。
最后，这些势力在非官方的潜规则的整合下，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
他们的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们替他们囤积、销售货物。
当市舶司还存在的时候，民间的私市可谓相当繁荣，走私的货物也能够很顺利地运销出去。
这些走私集团不会与那些“入贡”的日本人在销售渠道上发生冲突。
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销之后，“入贡”贸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关闭，那些携货而来的日本人，只好将自己所带的货物，赊卖给本地的商人。
走私集团的销售渠道与日本“入贡”这的销售渠道出现了严重的撞车。
货物无法顺利销售出去，许多日本人开始转向更便捷的生财之道：烧杀抢掠。
与日本人相似，中国的民间走私集团也日益陷人困境。《明实录》当中有一段记载，可以充分说明这和问题。
当时的沿海民间走私集团中，最著名的首领是王直与徐海。
他们货物交易的中转站是余姚的富户谢氏，明朝撤销市舶司之后，谢氏手里的那些“倭货”难于出手，只好大量降价抛售，自然就欠下了王直等人许多货款。
王直、徐海等人不断逼索，而谢氏又根本无力偿还，万般无奈，于是谢氏竟恫吓王直等人：“如再相逼，我将向官府告发你们。”
王直等人不甘心财货两空，就伺机报复。
他们纠集一群同伙，包括与其熟识的日本倭人，趁深夜冲人谢宅，烧杀抢掠人，将其家财一扫而空。
荒诞的是，地方官员闻讯之后，竟玩忽职守，懒得做任何调查，想当然地向上司报告说这是一起倭寇入侵。
先例一开，王直、徐海等人此后所到之处，也无不打着倭寇的旗号。
其实其集团内部，真正的倭寇寥寥无几，这些“中国倭寇”的出现，让沿海的海防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但政府却仍然一律简单地将他们全部当作日本的真倭寇处理。
于是后果越来越严重，到了万历年检，倭寇以及成了明朝的大患，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甚至都差点打到南京了。
的亏出了个戚继光，辛辛苦苦的练兵，废了几大的人力物力，才将倭寇剿灭干净，当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被逼的生活不下去的大明子明。
由此可见，在古代的封建王朝里，开国太祖们定下的国策还是极为重要的，能极大影响后世子孙的运程，老朱虽然治国能力强，但毕竟是苦出身，眼力见儿差点，所以制定的国策大多都很扯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反而害苦了后人。
比如他亲自确立的接班人，建文帝，就是被他莫名其妙定下的国策给害死的。
与之相比，老赵就高上一筹了，制定的国策废话不多，但都很有用，所以宋朝比明朝活的长，而且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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