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衣川打完电话，久木很想马上和凛子联络，但毕竟人在办公室里，不方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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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木吸着烟，思索着等一下要和凛子谈的内容。
他最想问的是她为什么要去当文化中心的常任讲师。衣川猜可能是她需要钱，但理由真的是这么单纯吗?衣川看她一筹莫展的样子，还怀疑她会不会是想离家出走。
不论如何，这么重大的事为什么不先告诉自己呢?
他虽然得问明白，为此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约她见面。
久木打开记事本，随着季节更替，进入腊月，忘年会和应酬也多起来，今晚和明天都已经排定了日程。
但是只要凛子方便，就算应酬缺席也要去见她，亲耳听她怎么说。
久木整理好思绪，熄了烟，拿着手机走出房间。
他照例来到楼梯间，确定四周没人后按下凛子家的电话号码。
下午两点半，这个时间只要没事，凛子应该在家。
稍显低沉的呼铃响起，两、三声，直到第五声时才有人拿起听筒，他充满期盼地等待听到凛子的声音，但却是另一个声音答话。
“喂、喂……”
久木霎时把话机拿离嘴边，屏息无声。
电话中传出的毫无疑问是男人的声音。
“喂。”
话机再次传来男人的声音，久木逃也似地切掉电话。
凛子没有孩子，家里应该只有他们夫妻二人，那么男的是凛子的先生吗?听说他年纪有四十七八，但声音中气十足，听上去要年轻得多。
可为什么他这个时间会在家呢?
听说他是医学院教授，平常日子白天在家，这可太奇怪了。
是有急事回家了，还是感冒了正在家休息?
听他声音不像感冒，难道是家里有急事?
总之，电话响了好几声后由男人来接，那么就是凛子不在家或者是人虽然在家却不方便接电话。
久木愈想愈不安，各种状况浮现脑海。
会不会是夫妻两个在家吵架呢?
原因可能是凛子的外遇，也可能是最近常常外出，总之是在先生质问时起了口角，最后太太哭哭啼啼地不能接电话，只好由先生出来接。但是打电话的人没说话就挂掉，这会不会引起先生的怀疑，更加严厉地苛责太太。
正因为问心有愧自觉理亏，久木尽往坏处想。
他实在想和凛子联络上，但想到万一又是她先生来接，就没心情再打。
“等会儿再打吧……”
他要自己稍安勿躁，又不想就这么回办公室去，于是到地下室的员工餐厅喝咖啡。
午餐时间已过，餐厅人影稀疏，认识的同事向他轻轻点头打招呼后离去。
看到他一个人午后无聊地喝咖啡，他们会不会在背后议论他说他现在闲得很。
久木有那么一会儿想着这种无聊事，但脑子很快又被凛子的事情占满。
已经过了三十分钟，现在打过去，或许凛子会来接，如果接电话的又是她先生，那么听到声音的同时挂掉就好。这么决定以后他走出餐厅，再蹭回楼梯间，按下电话号码。
这次他准备好随时挂掉电话，把话机贴在耳边，听到和方才同样的铃声响起。
上回那个男人是在响到第五声时来接的电话，这回连响六声还没人接，七、八……直到第十声，还是没人接，久木切掉电话。等了一分钟后再打，同样是响了十声还没人接。
凛子的先生刚才接完电话后就出去了吗?凛子还是不在家吗?
久木半是宽慰半是失望地靠在楼梯间的墙壁上。
凛子究竟去哪里了?
老实说，他一直以为想和凛子说话时随时可以联络上她。仔细想想，联系凛子和自己的只是一根电话线，一旦不通，对方立刻无踪可寻。像现在，凛子是生病了还是失踪了?只要她本人不主动联络，自己就无从寻觅。
过去以为两人之间的系绊极其强韧，如今怎么就这样容易断绝了呢?这就是外遇关系的脆弱之处吧?
一想到这些，久木更切实地思念凛子，想见见她。
但是不论多么焦虑，自己都无从寻访，只有再等一段时间，傍晚或夜里打个电话，要不，就等她打他的手机，此外别无他法。
久木放弃继续打电话联络，回到办公室，翻看正在阅读的资料。
最近为了编纂昭和史，搜集到一些昭和初年起二十年间以社会风俗为主的资料，看了以后发现很多东西很有趣。
尤其是进入昭和十年以后，随着言论思想的镇压，二·二六事件之类的血腥事件也增多，同时男女情杀案也跟着增加。
阿部定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东京中野区经营餐馆的石田吉藏，被住在店里的女侍阿部定用腰带勒死后，还切掉了生殖器，这桩空前凶杀案着实热闹了好一阵子。
久木所关心的自然是事件的内容，但他更感兴趣的是法院对这件罕见案件的判决。检方求刑十年，结果只判六年，服刑后又以模范犯人的身分获得减刑，阿部定实际上只坐了五年牢就出狱了。
在如此温情的判决背后，法官似乎不认为这是单纯的凶杀案，而是两人相爱太深、性·爱激情所致的殉情，或是情欲高涨至极引发的疯狂行为。
当时二·二六事件刚过，军方势力抬头，日本社会整体迈向战争，在如此黑暗的社会状况中，这种与军国主义背道而驰的情杀事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宽大的处置呢?
久木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他搜集当时律师的辩护词以及当时一般百姓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想从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切入点来探索昭和这个时代。
久木的意图以各种形式膨胀，究竟什么时候能完成连他自己现在都无法预测。
总之，他看一会儿资料，想一会儿凛子，然后又看一会儿资料，转眼已是下午五点，冬季日短，暮霭色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