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进入国企，看样子你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我妈李小卉开了一个户头，叫我把工资存进去，说是要帮我存着。我那年22岁，没想太多，每月只给自己留下生活费，剩下的都给她打去了。
随着年龄渐长，我在北京的花销也多了起来。第二年我给她说，想少打一些。她生气了，说养女无用。
江映莎惨然地笑了笑，又道：她在电话里哭，我没有办法，只好一切照旧。后来，我的同事们几乎都买了房，没买的也将买房提上日程。唯独我我买不起房，甚至连稍好的套房都租不起。
同事们都说，首付是家里出的。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吧，我心里开始怨我妈。我曾经暗示过想在北京买个小居室，她却跟我说，厂里的老同事都换了商品房，她和我爸也想住新房。
我们家的老房在金道区，我小时候就住在那儿，筒子楼，跟其他几个区的商品房没得比。我也想过等以后有钱了，给他们换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但是我妈却说，她和我爸想住花园小洋房，这样以后请客吃饭才有面子。
江映莎双手捂脸，泪水从指间流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我在北京要怎么生活，只想着自己的面子。我成绩好，能赚钱，能撑起他们的面子。有段时间，我很想找我妈要回存在她那儿的钱，但是我开不了口。
在北京的第三年，所有同期入职的同事都买房了，而我混得一天不如一天。春节回家时，我爸我妈跑来火车站接我，我看到了一辆崭新的福特。我爸拍着车门说，咱家也有车了。
那钱，是我存在我妈户头里的钱。
乐然不自觉地捂了捂心口，总觉得那儿沉得厉害。
江映莎重重地叹气，手往头上一抓，就扯下几丝头发。
她本有一头及腰的黑长发，如今却像中年男人一般几近秃顶。
回北京后，我想了很久，既不能不顾父母，又觉得没法再在北京撑下去。那会儿特别低落，觉得不如任命吧，北漂什么呢，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于是辞职回家，想随便找个工作，随便谈个朋友，早些将自己交待出去。
可是回家后，我妈见瞒不住了，才告诉我，她和我爸拿我的存款去炒股，运气不好，全部亏掉了。
江映莎痴痴地望着沈寻，哑然道：你说我们这种穷人家，干嘛学别人炒股呢?生来就运气不好，难道后天的赌运还会好?
沈寻不语，只回以一个极深的注视。
江映莎又发出一声凄厉的笑，我本来以为努力能够改变命运，但是努力了那么多年，一朝返乡，才知道这些年吃苦受累攒下的钱，全被我父母败尽。
她仰起头，无助地看着天花板，身体再次激烈抽搐。乐然担忧地望了沈寻一眼，沈寻抬手示意别管。
无声的哭泣之后，江映莎冷静下来，毫无形象地揩掉满脸泪水，继续道：我不敢休息，只有用工作麻痹自己，回来不到半个月，就去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月薪平均能拿到8000多，这工资挺高了，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妈仍然以帮我存钱的名义，每月拿走6000。
我已经有些麻木了，不想回家，回家就会听她和我爸说买房的事。他们想买崇山区的房子，因为厂里的老职工没人买得起，他们觉得如果自己买了，就会特有面子。
两年多以前，我外婆外公的老宅面临拆迁。拆迁办提出两个方案，赔偿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再补10万安置费，或者直接补50万安置费。我妈毫不犹豫选了后者，因为只有拿到那50万块钱，他们才能买崇山区的花园洋房。
我的外婆外公，至今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我外公患了老年痴呆，太太可怜了。
乐然握着笔的手轻轻颤抖，险些骂出一句这算什么子女。
江映莎喘了口气，又道：我爷爷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家里亲戚的孩子都比较有出息，有钱人挺多。我爸为了买楼岳的房子，就成天带着我爷爷，找亲戚们借钱。我爷爷已经80多岁了，我看着不忍心，说了他两句，他跟我说这房子是给你买的，户主也是你，搞不明白你抵触个什么劲儿!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老好人，也希望子女过上好日子。后来首付的钱齐了，我爸我妈逢人便说，我们要搬去楼岳了。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严重脱发，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自己病了。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属于积劳成疾吧。看着自己一天一天变丑，我你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以前我觉得没钱不是问题，只要努力，没什么实现不了。那时我是彻头彻尾地低落了我连健康和尚且拿得出手的容貌都没有了，我这漫长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带着哭腔的颤音在留置室里回荡，乐然手中的笔停了下来。他抬头看向沈寻，听沈寻沉声问：所以你选择离职，自暴自弃，过上宅家的生活?
江映莎自嘲地笑，知道这辈子就这么样了，你还会不惜一切地奋斗?
沈寻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