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从小就被深深打上农民印记的穷小子，以前包括现在，一直千真地认为，每个非农之人，都应该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都有某种或大或小的责任，为他们过上好日子尽一点可以尽的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飨)$(cun)$(小)$(说)$(網)免费提供阅读百度搜索暖色小说网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觉得，这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说大了，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使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为如果没有广阔的农村的现代化，即使我们的现代化步伐再快，成就再大，也是不扎实的步伐，也是低水平、浅层次、瘸腿蹩脚式的现代化；如果广大的农村发展不和谐、不稳定，那么，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绝对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
有权决定农业、农村、农民兴衰大计，并有志于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人，要从根子上多考虑问题，少一点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小缝小补，多一点机制和体制上的长远规划。如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就是一个好政策。我所说的政策好，不仅仅在于为农民兄弟卸下了一个大包袱，关键是彻底剪断了乡村干部以此为由向农民搭车收费和摊派的黑手。
毋庸讳言，这些问题确实难解决，但不能说难解决，就不去解决；也不能说难解决，就绝对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不是因为农村没有解决问题的社会基础，朴实无华的农民对党和政府最有感情，最信任，多年来一直对党给予的好政策感恩戴德，而且，这种感恩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半点虚假成分。相反，某些地方、某些基层干部则对农民兄弟毫无感情，对他们的疾苦向来充耳不闻、熟视无睹，骨子里不时流露出一种视其为草民、贱民、刁民的思想和态度。在这部分人心目中，甚至天生地认为，农民阶层天生就是一个苦难阶层，天生就是一个苦难的代名词，他们不受苦受难，谁来苦难呀？这些人，手里哪怕有芝麻大一点权力，也要在农民兄弟面前耍派、耍威风、耍脾气，当官做老爷。
我们曾不止一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支农、惠农、强农，但文件的执行力、落实力到底如何，谁能说得清？农民们到底从中受了多少益，得到了多少实惠，谁又能说得清？在好多涉农政策上，农民与乡村干部在信息上很不对称，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政策和待遇，也不敢去问，他们是永远的弱势群体。
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普通人永远占多数，即便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也常感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如果实在做不了什么，至少应养成一个节俭的习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难”，这句曾潜移默化地规范了几代人行为的口号，却越来越被好多人或身不由己或理直气壮地，抛到了九宵云外。
十八大以前，或者说中央的八项规定以前，我不时被一个浪费在餐桌上的惊人数字而感到胆战心惊。据说，全国每年浪费在餐桌上的粮食足够有一亿多人口的日本人吃上一年，这是多么可怕的浪费啊！用世界17%的耕地消耗了世界70%的化肥，冒着中毒危险生产出来的粮食却被如此不眨眼睛地去白白浪费，到底是为什么呀？这难道不是对农民兄弟的侮辱和歧视吗？
一日三餐，摆在桌上的每份吃的喝的，哪一点不凝结着他们的心血、苦难与汗水，为什么要去浪费，甚至去挥霍呢？今天的我们无论多么高贵，但我们的爷爷或爷爷的父亲都曾是农民！这样毫不节制的浪费，是不是数典忘祖呢？那些整天香车宝马动不动一餐就上万元的人，你们只要略降一点标准，就能为他们做不少贡献啊。他们很朴实，很容易满足，对你的一点点付出，都会千恩万谢。
几年前，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起这样一件事情。说当地有位留洋小伙子娶了一位日本媳妇，婚宴上，这位日本媳妇面对餐桌上堆集如山的食物不停地吃啊吃啊，吃得都让人害怕了，还不停地吃，直至让新郎官劝下。后来，日本媳妇对中国新郎说，在日本，就餐时，需要多少就上多少，上多少就吃多少，一点一滴也不浪费。与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如此发达、富足，原因固然很多，但不浪费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资源、崇尚节俭难道不是一个原因？无独有偶，还听说，一位出身苦寒的中国新娘因不忍目睹婚宴上太多的浪费，多吃了几筷子，却差点被婆家当场喝住。事后，新郎还大斥她，如此小家子气，像一辈子没吃过饭似的，浪费算什么，扔几桌席也没几个钱，你不顾及自己的面子，也得顾我们家的啊！看！同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国度，竟有如此不同的态度、看法和处置手段！哪一种更值得称道和提倡呢？摸着心问问自己吧！
再说得多点，今天的日本在我们经济实力明显超越它、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的情况下，居然敢一反常态，屡屡不断地用出奇强硬的言行公然挑衅我们，又是为什么？当然，有某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大国在背后煽风点火、索使撑腰的原因，有自身科技实力仍然领先我们的原因，也有二战战败后只服美苏（俄）、不服我们的原因，但有没有目睹我们大肆铺张浪费、挥霍财力，上下贪污腐败、人心涣散而被它认为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原因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狐狸爱钻有洞的窝，甲午海战时，大清国的炮口打出去那么多炸不响的哑弹，而我们现在的武器是不是全靠得住呢？大清国将北洋水师十之七八的军费挪去修颐和园，而我们这些年来的军费是不是全用在了刀刃上？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扯远了，扯远了！说我自己的事情吧。
整个假期，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家里干活，在风吹、日晒、雨淋、苦力的多重作用下，变得脸膛发黑、手脚粗糙，那个不久前还闪亮于校园里的翩翩少年的标志性特征，至少有一半已销声匿迹，乍看时甚至就是一个地道的小庄稼汉，只是张口说话时显露出来几分文雅与别具一格的谈吐，还能让不太粗心的人识得庐山真面目。农事之余，为我津津乐道而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拜访同学朋友。当然，肯定是拜访那些考上学校，与自己身份一致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好像并非人力所致，而是自然形成。不说别的，光从有无互感兴趣的共同语言，就能将熟悉或陌生的人群分成泾渭分明的若干类。
那些昔日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过的同窗们，现已山南海北、天隔一方，平日里，相互之间用书信保持着时断时续的、片言只语的联络，只有在假期里才有缘一聚，才可以随心所欲，尽情地、泼泼地、海阔天空地聊个够。
与我来往最多的有两个，一个是前面所说的吴国亮，另一个是就读于吉林工大的黄宙文。他俩都是我的高中同窗，家全住在县城。从半年前的寒假开始，一放假我就骑自行车跑到县城，与他俩最先聚在一起，并在他们家分别住上几天。两人的父母都很好，对我非常热情、客气，不怠慢，不反感，远没有某些城里人那种在乡下人面前端着架子高人一等的优越甚至是不屑一顾的冷淡。自我感觉，他们待我，就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不加粉饰、毫无保留的真诚与善意，让我不感动都不行。黄宙文的父亲，这位纯朴的老教师，看到我俩那种兄弟般的亲密，乐得直嘿嘿：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嘿嘿！嘿嘿！嘿嘿嘿！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却将长辈之于晚辈的那种情真意切的关怀与爱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吴国亮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但那个热情劲呀，一次之于一次，有增无减。有好几次，劝我吃饭劝得连盘碗都带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