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我真正的有机会视入《春秋》，看到其中所记录的文字的时候，这才有了我自己思维上的发现：
“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
完全的记年记事，鲁国内外的大事要事，自从鲁国隐公开始，通篇的内外政治、军事、宾访、盟交史记，以及天文人文际关系记录，由公元前722年记到鲁国的哀公十六年，总计记载了鲁的12位国君下的290年间的大事，不见梦的影子，一直记到鲁哀公十六年的夏四月的已卯日，孔丘卒死……
孔子是公元前的551年生人，之前的240年就已经早有《春秋》了，于是乎，“春秋”、“孔子”、“春秋大梦”，本以为困扰了十几年的疑惑就能得到解释了，没有曾想，这又多了比原来还多的迷惑。
周朝的《春秋》一准不是孔子写的，要是写了，一准也只是个后期参与的修订者团队，至少不是孔子一个人写的，顶多也就是在他的年代里，进行了一些的填改和补充，或者是在教育弟子的时候，引用《春秋》的记录事件作为教学内容时，进行了东周列国的讲习笔记，是他的弟子或史官给加进去的。
因为疑问多了，想的就多了，剩下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孔子在阅读前人的《春秋》时，留下了心得，因为与文化事业相关的的一些个文字东西，一项都是由朝庭管的严严的，下层的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接触到那种《春秋》记史的，只能靠着象小道消息一样的当时流传。
说得再白一些，就象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内部消息一样，靠着与高层关系的亲近透露，才能亲亲相传的流了出来，都是靠着口耳相传，至于我们普通人，是谁也没有机会真正的进入到绝密层、亲眼目睹内幕的实际。
所以，民间只能把听说的有本孔子讲义的记史《春秋》，记载着几百年的重大事件，是根本没有多少百姓真正的，见到当时《春秋》的庐山真面目的，何况当时的周朝诸国众多，每个诸侯国里都会有自己的记史吏官，都会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观点，对待内外的每件重大事情，我也就这么的估计，也就可能有了好多的史记版本，难免在流传之中出现失实的疏漏。
这样的话，孔子、春秋，与大梦的疑惑，我还是没有在记载文字上找到联系呀。于是我又有了赞同记年方式说的想法，虽然牵强，但也当时春秋时代的记年属实，农民春种秋收为一年，候鸟春来秋往是一载，春秋实有光景一年的意思，又具当时多为流年记事习惯，就是按照事情的发生时间先后次序记录，春秋春秋就有一年一年的同样意思，那么年年岁岁的也就意思着春春秋秋的讲法儿。所以也就有把《春秋》的方式，默认为史记的形式，于是乎，也就有了好多诸侯国的史记版本写成了春秋，就象我们现在听到的国本，交换的白皮书一样，当时的史官们也要交换着各自与对方的史实，那《春秋》也就可能成为了当时国史外交的敲门砖。
这样一来，春秋就会象后来的“西江月”、“满江红”的文学方式一样，成为了当时专指的记史方式，那么孔子所在的鲁国春秋，当然就靠着门下的众多弟子们，就把老师的讲义、记录、总结、发扬、流传过程中，与我们后来看到的《春秋》弄到了一块儿了。
所以我想么，孔子应该象我们现在研究“红”的学者、“法”的学者一样，只能算作是当时的“史”学者吧，即使是他对史学有再深的研究，也不可能是比自己的生年，还要早上200多年的历史记录者，更是没有办法在自己死了之后，还能记上“夏四月已丑，孔丘卒”。
如果说他能够在死前预知自己的死日卒时的话，那《春秋》真要是他写的，一定就成了巫卜预测了，不可称之为记史了，若从录者的语气上判断记录者身份的话，那绝对不会是孔门的弟子之笔。因为“夏四月已丑，孔丘卒”的语气，只能是地位高于孔子的近交，或者是当时鲁国的史官，站在视线与关系的第三者角度与立场，没有带着任何立场和感**彩的记上去的。
至少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孔子到了晚年，早已经创立了孺家思想与学说，而且弟子三千，贤能之人就有七十之众，遍布于周朝各诸侯国的各个要职，桃李满天下了算是功成名就，或可说成是德高望重了，对于一般的身份卑微之人，是绝不会直呼‘孔丘’名讳的。
要说孔子是《春秋》的修订和删改者，还算可能，但又绝非他是唯一的独自一个人所为，还算能通，想想都有两可之处。自古无风难起浪的，说得通的说法、站得住脚才行，孔子、春秋、大梦，要是站不住脚了，那就说明得另有隐情在其中了，没风怎么会起浪呢，要不怎么会有说法流传下来至今呢？
好，那就得是最后的那种想法了，我也是知道自己太犟，凡事儿都要弄个明白叫个真儿，可就偏偏是这历史叫不得真儿，我是越看越是困惑，越找疑问越多，甚至想根本就没有“焚书坑儒”的事情，完全的一段有色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