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是湖南岭南的商人们兴奋，其实对于南唐的商人们而言，灭国还是有好处的，比如，多了一片市场。
官商勾结，在大唐还属于萌发阶段，但在南唐，却属于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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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的商贾。已经不能称作是商了，而应该是大鳄。
华夏五百强与世界五百强的区别。
一般而言，文人耻于言利，但南唐却反过来了。
杨吴时期，徐知谔在润州任团练使时，曾经“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也显然不在城中规定的贸易之地，这种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他爸爸，当时的丞相徐温的批评。
由于利润丰厚，象徐氏这样的开国显贵经商，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不可自拔。
在这种重商的环境下，南唐的赋税节节升高，年入超过七百万。
记住，这不是粮食，只是纯粹的铜钱和布匹，到宋真宗时，北宋的财政才不过两千万。
这种重商，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商机多多。
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
当时的大商贾，比较有名的叫周宗的。
他是南唐开国元老。
“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
由于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谋渡淮时，竟想出了将士兵蒙上羊皮，伪为周家商队的计谋。
这样的跨国大商，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很低。
商人与官员结合，让南唐国力不断地衰落，以至于每年五十多万的贡赋，都拿的艰难。
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
因为特权阶级，在权力的庇护下，是不想纳税的。
可以说，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东林党。
南唐治理，举步维艰。
可以说，在封建社会，纯粹的商人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官商勾结，这也是为何古代一直强调重农抑商的。
重农抑商，抑制的不止是商人，而是官商勾结。
回到四川。
在七月十六日，王全斌带领着他的四万兵马，来到了成都。
不过，在临走前，孟昶还是有点良知的，他在府库中存留一些钱粮，就是想让王全斌节制一点军队。
对于这些钱粮，若是在攻蜀之前，王全斌等一将校，心中还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这一路上见识了许许多多的财赋，这点怎么能够让他们满足？
不久后，为了巩固统治，赵匡胤发布诏令，征发蜀军到京城，每人给钱十千，不走的人，加发两个月廪食。
王全斌等人没有立即执行，将钱都没收了，吞并了，从此蜀军愤恨不已，人人想作乱。
而且，曹彬王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赡等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掳掠子女货财，蜀人苦之。
灭蜀后，又纵兵掳掠，并将后蜀府库贮存的金、银、铜、币、珠宝等“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运往京城，历史上，这种强行征调大量民夫，水陆并运，直延续十余年才运完。
除此以外，王全斌等人把后蜀投降的高官们一个个全被安上了罪名，让他们花钱买罪。
与李自成一般无二。
两军随军使者常常有数十上百人，王全斌、崔彦进及王仁赡等各自保庇他们，不让他们遣送蜀军，只分别派遣诸州牙校遣送。
蜀军到了绵州果然叛乱，抢劫属县，聚众十多万人，自称“兴国军”。蜀人中有个曾任文州刺史全师雄的人，曾经当过将领，有威望有德惠，士兵们都畏服他。
当时，他正带领全族人到京城，在绵州遇到叛乱，全师雄恐怕被士兵们挟制，先把全家藏在江曲民舍。几天以后，他被乱兵捉到，推拥为主帅。
王全斌派都监米光绪前往招抚叛军，米光绪把全师雄族人杀尽，又把他的爱女纳为妾并收没他家的财富。
全师雄听说后，就没有归心，率领士兵急攻绵州，被横海指挥使刘福、龙捷指挥使田绍斌打败；于是进攻彭州，赶走刺史王继涛，杀死都监李德荣，占据州城。
成都十县都起兵响应全师雄，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建立幕府，设置官员，任命节帅二十多人，命他们分别据守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
崔彦进与张万友、高彦晖、田钦祚共同讨伐他们，被全师雄打败，高彦晖战死，田钦祚仅以身免，叛军声势更盛。王全斌又派张廷翰、张煦前往镇压，战斗不利，退入成都。
全师雄分兵驻守绵、汉之间，阻断阁道，依江建寨，声言准备进攻成都。
从此，邛、蜀、眉、雅、东川、果、遂、渝、合、资、简、昌、普、嘉、戎、荣、陵十七州，都跟随全师雄作乱。
当时王全斌也不知道是脑子有了问题，为避免已降蜀军叛乱，竟将两万多已投降的成都蜀军骗入夹城中，将之全部屠杀，已毫无顾忌。
自此，六十天破蜀后，蜀国大乱。
后来，在乾德五年(976年)，后蜀的臣民赴京诣阙告御状，揭发了王全斌、崔彦进等人破蜀时的种种不法行径。于是，赵匡胤把诸将同时召了回来。
后来经过查证，王全斌等三人共索要、收取、贪污六十四万六千八百余贯钱，而蜀宫珍宝及外府另藏不在簿记的还不包括在内。
另外，擅自克扣蜀兵路费、屠杀降兵以致反叛的罪状也一并算在三人的头上。三人在事实面前都承认无误。
当时朝廷百官无一不赞成处死王全斌，赵匡胤略作思考，说顾及王全斌之前有功，以功抵过，撤去兵权，封了一个闲职。
赵匡胤，果真是仁君啊！